孝与慈是家价值的具体内涵，如前述，我国宪法里已有相应的规定，但是，这两个价值在制度化的过程中仍有需要澄清的问题。

[46]赵金英：《微博网络侵权的法律利益权衡研究》，《前沿》2102年第02 期[47]《马克思恩格斯选 集》第 3 卷， 人 民出版社 19 5 年版 ， 第 45 页[48]英阿克顿：《阿克顿勋爵论说文集》， 侯健、范亚峰译， 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第342页。有人还认为，微博反腐中公民的知情权、监督权容易侵犯官员的隐私权、名誉权等权利，公民的知情权不能凌驾于隐私权之上，成为获取他人隐私的挡箭牌，两者权利是平等的。

官员是公仆，不是老百姓的奴隶。[8]郭道晖：《社会权力与公民社会》，《山东科技大学学报》2007年第2 期。[60] 同前注[13]， 哈贝马斯书， 第156页。对反腐败职能部门而言，多了一条获取腐败信息和线索的渠道。8%）[30]微博作为网络媒体中的新型形式，搭建了一个监督权力和张扬民主的前所未有的平台，对政府和官员在行使权力过程中的任何涉嫌权力腐败的行为进行严苛的批评、抗议、谴责和控诉，人人皆有可能将自己所见所闻所知的事情置于全民审视之下，并对相关人或机构给予一定的压力和监督。

鲍威尔大法官说，对事实的错误陈述没有任何宪法价值，它们之所以被宪法保护，仅仅因为错误在自由讨论过程中在所难免，追惩错误势必引发难以容忍的自我审查，如果不得不对错误事实陈述提供保护，法律就必须在保护言论自由与个人名誉间保持平衡。两审失利后， 几乎被各地官员相继提起的索赔逗至绝境的《纽约时报》奋起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即便在继承开始之前，对于被指定的继承人而言，期限已经开始起算。

[26]这里，尤里安论述显然是在前者（当然取得说）的基础上展开的。[20]Greiner也认为确定性指数量有限、易于理解，并通过对涅拉茨意见的反对解释得出一个惊心动魄的结论：法律是能够且必须确定的，这并不意味着现实中的法律总是完备的。但是，何为确定性？涅拉茨为什么认为法律有确定性？对此，罗马法学界颇有分歧。就第二种情况，保罗认为军人应得到救济。

罗马法上，除了市民法（法律、元老院决议和谕令）的继承制度之外，还有一种基于法务官法的类似于继承的制度—遗产占有。本法所谓可免责的错误，指非基于过失的错误。

但问题是，继承人往往误以为这样的禁止条项在法律上是无效的，错误地向受益人交付了本无须交付的保证金。适用最为严格的是期间，除了军人，几乎不存在例外。但是，赋予保证人以对财产管理人的无因管理之诉应不会有违公平，因为依据元老院决议委托无效，而财产管理人也因此不必付钱给保证人。这样，体系上的重复和矛盾或许难以避免，但决疑论式的构造能保证个案处理的妥当性。

这里，尤里安在就受赠人对遗赠条件的成就与否的错误和财产取得之间的关系陈述立场。卡拉卡拉皇帝杀死了弟弟塔格，命帕比尼安为之文过饰非，遭到严辞拒绝，帕比尼安最终为卡拉卡拉皇帝所杀。被后世认为是法律的无知有害原则生身之父的保罗恰恰是众法学家中给出最苛刻标准的人。所谓重过失，指一般人都应知道的事情而行为人却不知道（Ulpianus, D. 50. 16. 213）。

如今，法律错误和事实错误的区分在刑法中还在继续，关于时效和期间的法律错误的功能已为个别的规则所取代，意思表示领域的法律错误仅在法律效果错误的类型尚有意义。（五）期间和法律错误对期间的法律错误的话题，在保罗的意见中也出现过（Paulus, D. 22, 6, 9, § 1）。

相比之下，尤里安、彭波尼和帕比尼安的观点才代表着当时的通行见解。（劳东燕：《不知法不免责准则的历史考察》，载《政法论坛》2007年第4期。

（一）保罗的意见保罗曾就法律错误和事实错误撰写过专著，在《学说汇纂》第22卷第6章中占有相当大的篇幅，其中一句被浓缩为法律的无知有害（error iuris nocet）的法谚，对后世影响巨大。案件中，张某对王某并不负有侵权行为之债，却缔结了旨在给付的补偿协议。罗马法中的错误范围包括法律行为性质的错误、当事人的错误、标的物的错误、动机的错误等几类……我国的民事立法应确立‘法律不应原谅无知之原则，明确地把错误区分为法律上的错误和事实上的错误，并且规定法律上的错误并不影响民事行为的效力。基于男庇主的遗嘱本应主张土地上的权利的自由人不知道自己的权利，长期以来和其他自由人通过收获土地的果实生活。[27]因此，D. 35, 1, 22中的妻子即便再婚，也不必把财产交给Titius。这里的受托人（保证人），就是帕比尼安所说的想获利的人。

[25]两派冲突之处甚多，本条所涉及的遗赠的条件成就时，若受赠人不知继承已开始，他可否取得财产的所有权的问题，就是其中之一。法务官可依受益人的申请，命令继承人交纳一定的保证金，以预防遗产损耗（D. 36, 3, 1 pro）。

[39]参见《盖尤斯法学阶梯》，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5页。帕比尼安认为，法律错误只对想获利的人有害，而对请求返还的人无害，例如，依据法律，遗产信托的受益人有权向遗产的受赠人请求遗产，但出于无知未能行使权利，此时受益人的权利不会因对法律的无知而失效。

同样的理由也及于妇女。（王小云：此案所涉当事人协议是否为赠与合同—王凤霞、李站诉张云树经济补偿合同纠纷上诉案，载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编：《北京民事审判疑难案件案例与问题解析》（第1卷），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428页）。

最终将其类型化的是后来的注释学派（参见唐晓晴：《意思表示错误的理论与制度渊源》，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如果脱离了这个前提，来到一个成文法爆炸、判例法盛行的时代，法律有限性的命题就大打折扣了。上述案例反映的对法律的理解错误就属于法律上的错误，该错误咎由自取，不会影响民事行为的效力，在该案例中法院没有采纳张某的错误理解，而判决张某仍就其自愿签订的经济补偿协议负履行义务。而且，如果贯彻报答非赠与的解释，会导致荒谬的结论。

[38]vgl. Lenel, Palingenesia iuris civilis Ⅱ, supplementum／Sierl, Graz 1960, S. 117, 140-141.根据Lenel的研究，D.41，3, 31的作者应是Pomponius, Paulus为编纂时的笔误。涅拉茨也认为法律错误和事实错误应予区分，理由是法律的确定性。

虽然不能断言上述区分一定不适用于意思表示的错误，但至少Haupt所说的以法律和事实的区分为核心的、适用于全法域的错误论是不存在的。这一句话从上下文看十分突兀，被认为有篡改的嫌疑。

如果受赠人的错误是关于其自身的法律关系，如继承是否已经开始，那么他将直接取得财产权。[32]vgl.Haupt, Die Entwicklung der Lehre vom Irrtum beim Rechtsgeschaft seit der Rezeption, Weimar 1941，S. 19-20.[33]参见周枏：《罗马法原论》，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637页。

Papinianus, D. 16, 1, 7：因此，如果对方提出抗辩的恶意反抗辩，保证人基于元老院决议的抗辩就会失效，即便是这样，保证人对母亲不能提出反抗辩。包括Zimmerman和Schermaier在内的中坚学者都认为，罗马法的错误论是双轨制的。（Javolenus, D. 50, 17, 202）因为情况稍有变动，法律概念或规则就不再适用。[40]vgl. Schermaier, aa.0. S. 253ff.[41]vgl. Schermaier, a. a. O. S. 184.[42]S. Wolf, Rechtsirrtum im Privatrecht-Argument oder Anachronismus?, Basel 2003，S. 26.[43]vgl. Schermaier, a. a. O. S. 348f.[44]Menger, Des burgerliche Recht und die besitzlosen Volksklassen, Tubingen 1890, S. 20, 26.[45]vgl.Protokolle der Kommission fur the zweite Lesung des Entwurfs des Burgerlichen Gesetzbuches, Bd. 1, Berlin 1897, S. 188.[46]Rehbein, Das Btirgerliche Gesetzbuch mit Erlauterungen fur das Studium und die Praxis, Bd. 1 （1899），S. 137-138.[47]RG 9.5. 1902, RGZ 51，281.[48]vgl. Flume, Allgemeiner Teil des buugerlichen Rechts: Bd. 2, 4. Aufl. 1992,§ 6/1，S. 78-79; Medicus,Allgemeiner Teil des BGB, 8. Aufl.，Heidelberg 2002，S. 296.[49]vgl. Schermaier, a. a. O. S. 110, Anm. 164.[50]北京二中院的土小云法官认为本案补偿协议不是无偿的，因为从合同成立的起因来看，王某接受财产的基础是李某的死亡，付出的是亲人生命的代价。

[6]罗马法学者周枏明确表示，罗马法中，法律错误原则上不影响法律行为的效力，因为每个人都有知晓法律的义务，不知法律乃不知者的过失。[7]不得以对法律的无知为抗辩的法谚在古罗马就已经形成了吗？罗马法上，法律错误一律不救济吗？如果不是的话，那救济的和不救济的都是哪些案型？法律错误在近代民法学中又处于怎样的地位？这就是本文所要解答的问题。

即便在区分法律错误和事实错误的领域，法律错误也并非一概不救济，至于救济标准，各家众说纷纭。第一，在D. 22, 6, 9, § 2—D. 22, 6, 9, §3的前条—中，保罗也引用了拉贝奥，属赞同性引用。

这里，法律错误和事实错误没有区别。因此，以事实错误和法律错误的传统区分为由判决补偿协议不可撤销，并求诸罗马法的做法，从法史学的角度看十分不妥。